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魏后凯

 

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城乡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不断缩小，但村庄分化现象也日益凸显。村庄分化会激发农村社会的矛盾，加大乡村治理的难度，不利于农村高质量发展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如何有效破解村庄分化，加快推进乡村共建共享，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亟需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浙江把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作为重要内容来建设，通过多种途径不断做大农村经济这块“蛋糕”，同时强化乡村共建共享，促进乡村共同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形成一批有推广价值的经验、模式和做法。2021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52万元，连续37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城乡收入倍差由上年的1.96下降到1.94，城乡消费倍差由1.68下降到1.66，均位居全国前列。特别是，浙江通过多层次多领域多类型的试点示范，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和农民主动性，在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促进乡村共富方面，形成了三种典型模式，具有借鉴和推广意义。

“飞地抱团”模式。嘉兴等地积极探索“飞地抱团”模式，把各村腾退的土地指标统一归集后，在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等土地级差收益最大的黄金地段，通过县域统筹、跨镇经营、多村联合方式，集中发展产业项目，共享发展成果。这种“飞地抱团”是一种以城带乡的共同体形式，既有力促进了乡村经济尤其是集体经济薄弱村的发展，又避免了各村独自发展带来的分散布局和缺乏规模效益问题，有利于城乡共建共享共荣。

联合体模式。淳安县下姜村是依靠农文旅融合实现“绿富美”的典范。2019年6月，淳安县成立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采取联建共富平台、联兴共富产业、联享共富生活“三联”方式，带领大下姜25个村探索共富之路。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的安吉县余村，近年来通过整合周边村镇和余村大景区，采取“国有资本+村集体+公司+农户”等合作形式，深化村村、村企、村民利益联结，打造利益共同体，实现区域内资源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这种乡村联合体模式有利于整合资源，优化利益分配格局，实现共享式规模化发展。

党建联盟模式。党建引领是推动乡村共富的重要路径。台州按照“党建总牵引、片区带全域、组团促共富”思路，全域推进党建联盟建设，分类建立多种形式的党建联盟，通过整合资源、统筹规划、共建品牌、错位发展，引领带动各行政村共同发展。慈溪市则培育组团片区81个，通过党建联盟、规划联体、产业联动、社会联治四大工程，实现党建引领乡村片区组团发展。这种党建联盟促共富模式在全国具有推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