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浙江（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郑永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并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所定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个“五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定义是一个全方位、大综合、系统性的定义，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高标准的现代化定义。这个“五位一体”的定义，大都和浙江20年来“八八战略”的实践相关，是对浙江实践的深化和升华。

“八八战略”是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于2003年7月提出的浙江面向未来发展的八项举措，即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概括地说，这是当时浙江通过改革开放，全面提升产业转型升级、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一个总体规划。“八八战略”形成的关键在于政府的“视野”或者“远视”。作为一个后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扮演一个较先发展国家更为重要的角色。“八八战略”的提出，说明了一个具有“远视”政府的重要性，这一战略塑造了一个有为政府的政策框架。这个战略提出之后，浙江一直初心不变，坚持这个战略久久为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典范。近年来，浙江更是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示范省份，其更多的内容已经融合到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之中。

在新时代，浙江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新的“三驾马车”是高质量发展的三个条件

在旧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贸易）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三驾马车”：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支持。

无论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要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无论是欧美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那些先发展经济体，还是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后发展经济体，还是那些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都受到了技术因素的影响。

目前，中国还处于中等技术水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无论从价值链、供应链还是产业链各个方面都要突破“中等技术陷阱”，更多实现从0到1的突破。任何一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都是通过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而实现的。实际上，“三驾马车”如果要继续发力，也必须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如果没有基于技术升级之上的产业升级，国家很难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新的“三驾马车”就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三个条件。第一，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研的大学和机构；第二，必须拥有一大批能够把基础研究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者机构；第三，必须有足够支撑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的金融支持。

金融非常重要。如果缺少金融，经济就没有足够的血液。金融要支持企业的技术转化，不能把金融跟实体经济区分开来。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不仅要看实体经济，也要看金融血液流到哪里。没有金融，中国经济无论是内部的可持续发展还是走出去，都会变得很困难。

基础科研不是资本密集型的。如果一定要使用“密集型”的概念，它就是兴趣密集型的。应用技术转化才是资本密集型的。在技术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今天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现代化跟世界层面的全球化两股力量相向而行、互相强化、互相促进。但是现在不同，以前是超级全球化，现在是逆全球化。这些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有新的“三个法宝”

如何应对？我们需要继续改革、开放和创新。中国革命时代的“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今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也需要新的“三大法宝”，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和创新。这其中，开放很重要，三大开放缺一不可，就是开放的教育和人才系统，开放的企业系统和企业制度，开放的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

内部开放非常重要。现在国际环境不好，要打通国内各个区域。中国东部地区有制造业优势、资本优势、开放管理经验的优势，西部地区有阳光、风、土地等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这些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就有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在这方面，浙江企业的运作方式非常有助于全国或者区域大市场的形成。“地瓜经济”就是形象的表述，把总部留在浙江，把经济活动延伸到全国各个角落。

外部开放也很重要。从技术层面说，不开放会有两个结果。第一，科技的进步需要不同的思想碰撞，封闭起来以后没有这个思想市场，慢慢技术就衰落了；第二，科研技术需要大量的投入，这些投入必须从市场上得到回报后再投资，否则就不能可持续发展。浙江经济包括“浙江的经济”和“浙江人的经济”两大部分，“浙江人的经济”已经遍布全世界，对浙江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经验难能可贵。浙江还可以更加开放，浙江经济还有巨大的延伸空间。我们的企业完全可以把产业链和供应链延伸到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开放，是被迫开放。1978年开始的开放，是主动开放。现在西方给我们“卡脖子”，系统脱钩，我们更要开放，就是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的制度性的开放，我把它称为“第三次开放”。

无论是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还是金融支持方面，浙江都拥有比较优势。只有通过继续改革、开放和创新，才能把这些比较优势充分释放出来，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动能。今天的浙江正在通过新的“三大法宝”驱动新的“三驾马车”，努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篇章。